木当寨，一个饱含文化底蕴的村落
一
我的老家木当寨,是个典型的小山村,位于安顺正北面,距城不过二十余里。村子坐落于两座小山脚下，山虽不高,却长满了茂密的树丛，乡人呼之为“箐坡”。两个箐坡,一左一右,相距不过百米之遥。依山筑建的房屋，毗连成片,分列山脚,自左而右,有上苑、下苑之称。村前不远有条小河,曲曲弯弯,环村而过,犹如一条闪亮的飘带。村口水塘横陈,虽方圆不过数丈,却歪斜着几棵粗大的柳树，枝条婀娜,轻拂水面,颇添几分景致。柳树而外,沿岸塘边还砌有半围青石条,供人闲坐纳凉。每逢夏日的黄昏、夜晚，塘边总坐满了人,大人孩子,凑着那一根根闪亮发红的烟袋,陈年旧事与往古传说一并在“叭哒”声中讲叙。上苑寨门边,一棵百年古柏,苍翠挺拔,直耸云天,俨然已成为这村寨的标志。只是如今，古柏已被人砍去,塘边的柳树也硕果仅存,只剩孤零零的一株半朽老树了。
这寨子很小，仅四、五十户人家,分着谢、赵、张、杜几大姓。其中，我们杜氏家族就几乎占了一半,不过都很穷。1949年以后划成分，村中唯一的地主是户赵姓，他家有多少田地不得而知，但他家留下的一座碉楼却保存至今。过去，碉楼一直作为生产队的仓房，如今集体不存，那碉楼早已废弃无用，只剩一个空壳虚有其表地立在那里了。
不过，说起来这木当寨却也不是我们杜家的世居地。杜家最早的大本营，是距之约十来里地的“官旗山”，位于北门青山附近。依明兵制，“旗”是最小的军事单位，分总旗和小旗，总旗50人，小旗10人，每百户所辖两总旗。由此推想，那“官旗”之地，或许也是当年一个小小的军屯之所亦未可知。官旗山的祖茔葬有我们杜氏家族的人黔始祖，称“一世祖”。这位一世祖,家谱上的名字作杜兴龙，而墓碑上刻的却是杜鹤龄，谁也说不清是何缘故。而且，据说此墓原葬于安顺北郊的野猫井,是族人们后来将之迁至官旗山的。照家族里的说法,我们的一世祖，当年还是朱洪武征南大军的十八路指挥使之一。安顺谣谚:李杜蒋许葛范张，南北左右西五王，丁殷娄庄与黄马，十八指挥定黔阳。其中确有杜姓不假。我也曾见过那墓碑，碑上确有“明威将军”的字样也不假。碑额“皇明始祖”四字，下刻“考明威将军杜公鹤龄、妣杜太恭人蒋氏墓”。“恭人”是明代封赠四品官员的母亲或祖母的称呼。只不过，此碑系1991年所立，据说是因为原碑风化严重，族人们便按原碑式样重刻。只是这样一来，就弄不清原碑是何人何时所立了。不管怎样，我们杜氏家族属外来移民这一点，大概是不会错的。记得幼时父亲曾一再谆谆告诚，要我切记咱们老家是江西,而非贵州，以后若有人问起,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征南”来的,不是“填南”来的。照民间说法,“填南”是充军的罪犯、贱民，只有“征南”才是堂堂正正的“国军”、“正统”，值得引为荣耀和骄傲。照此说来,我该也算个“屯堡人”的后裔了。但我早年随父亲去官旗山上大众坟,印象中，村人们的着装打扮，却全无一丝屯堡模样,或许是变服易俗较早的缘故罢?
校友办主任王刚（中）、在安顺市平坝区政协宣教委主任杨发智（左）的陪同下拜会杜应国先生（右）
多年后,我曾留心查过续修府志,在“氏族志”一条发现述及入黔最早的“老姓”中并无杜姓,唯在分布较广的“大姓”中列有杜姓。进而还发现，明、清两朝的中举名单中亦无任何杜姓中人。想来这杜氏家族世代务农,数百年间竟未出现过什么读书种子,这与“明威将军”的显赫身世未免太不般配。是家道中落?是后辈儿孙不图进取?抑或府志所载不确?皆不得而知。更令人生疑的是,依照家谱世系,杜氏入黔传至我这一代仅十二代，若以二十年为一代计，也不过二百多年,离那洪武征南还差一大截哩。看来，这当中如若不是另有曲隐,那就是什么出了差错。总之，我对那“指挥使”一说实在生疑,不敢轻信。
二
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那官旗山的一支人马,便就迁居到了坐落于所谓石人大坡脚下的水洞村。石人大坡又叫各什大坡,是轿子山山脉的主峰,巍峨峻雄,拔地倚天,有如一道高耸的屏障。山顶有一巨石,高约二丈,孤兀突立，仿如人形,乡人呼之为石人。站在山顶，可一望而见到安顺城里的西秀山石塔。山脚下的村子虽说不大,却也有百多户人家。那条自木当而下的小河,绕过村子流入一侧的山洞里,变作了暗河。“水洞”之名即因此而来。也说不清这杜氏家族在那里居住了多久，忽而有一天，又从那水洞村的同一个朝门里分出一支,迁居到了距之仅两里地的木当，这便是我们木当寨杜氏家族的来历。至于这次迁居的时间和原因,我估计恐怕跟咸同大乱有关。据《续修安顺府志》载,咸同时期,安顺北乡及东北乡一带,所受兵祸最深,茶毒最烈。当其时也,太平军定都南京,天下震动,风卷云涌。贵州境内亦是义旗蜂起，除人们所熟知的张秀眉，红、白号军等等之外,尚有著名不著名者不知凡几。其中,活动在安顺一带的就有岩大五、贺大王、陈小五等。征抚剿平之间，此去彼来,岁无宁日，一拖就是十数年之久。待到战乱过去,已是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了。有《续修府志》所载为证:
“大姓夷为寒族,大村夷为小寨;甚至有全家灭绝化为乌有者。如旧志所载之彭家庄、杨家庄、破头山、上补农、下补农、可瓦等寨,今皆已化为乌有。昔之大村今天已夷为小寨者占十之七八,观各村寨之败址颓垣,足可知今昔之盛衰。又如大、小洞口、本寨、腊平、各什、木当、木头、讨兑各寨之赵姓、谢姓，在昔族众甚繁，几占民户十分之六七,今则一村仅数户;狗场、长山之胡姓，潘家庄、杨家庄之潘姓、杨姓，段许庄之段姓、许姓，金家大山之金姓，菖蒲苑之李娃，昔皆大族,今已寥如晨星。民众死于兵者十之二三,死于饥寒、死于疾疫、死于离散逃亡者十之七八。时清廷派员勘察乱象，曾有诗云：‘躬承简命到黔安,满目饥民不忍看。十里坟添千万冢,一家人哭八九棺。犬衔枯骨筋犹在,鸟啄襟胸血未干。寄与西南君子视,铁石人闻心也寒。’阅之酸鼻。”
根，就是一株倒立的树
这段文字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令半个多世纪而后的我辈，读来犹悚然动容。值得注意的是，内中恰好也提到了木当。我小时亦曾听说，在我们村子一侧的小河边,有个叫小堰洞的山洞,当年避乱时死了不少人,全是让加上辣椒的烟给熏死的。我的一位胆大的堂兄还说他放牛时钻进去过,里面全是“脑瓜骨”,想来就是咸同之乱遭下的孽了。小小村寨遭此巨创,自难免人烟荒疏,估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大约在我的曾祖或高祖--辈吧,便于乱后寻机迁到了木当。到我这一代止，恐怕最多不会超过五代,时间恰好也是咸同年间。
三
说来惭愧,我对自己的家世从未留心打问,祖上情况,至曾祖那一代也一无所知。仅知祖父辈共有兄弟四人,祖父行三，名杜文忠，人称三爷爷(我年长的堂兄辈称呼),是个跛脚。也许就因此残疾,四兄弟中,唯一就只供他一人读书。想来是曾祖怜爱,虑其行动不便,难仰务农为生,所以有此眷顾,以成谋生之道罢?祖父后来果以教书为生,是个乡村的私塾先生。他执教的足迹,方圆不出十里,多在邻近村寨,学问想来很一般,无非糊口而已。祖父于何年去世?高寿几何?我一概不知。只记得打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家中一直放着一只有盖的竹筐,里面全是祖父用过的书。不止一次,我怀着好奇,掀开竹筐翻看那些书,虽不识字,却依稀记得全是些用白棉纸刻印的线装书,大约不外乎四书五经之类吧。他老人家的教材教法，包括思想在内,于此可见一斑。可惜这些书后来都被我父亲当作废纸卖掉了。
奇怪的是，祖父以教书为生,而我父亲却一字不识，是个真正的文盲。印象中,父亲唯一的“文化”是认识钟点，知道几点钟该收摊子。那是在我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父亲已六十多岁，早已挑不动水卖,便重操旧业，在大十字街头摆了个小小的地摊，卖些日用小杂货，诸如烟袋嘴、小手镯，以及针头线脑之类，所有货物一只提篮便可装下。我常在下午下课后,绕道大十字，帮助父亲收摊子。每逢这时,他总会抬起头,看看大十字中央那架大钟，嘴里咕哝着，几点了,该收摊子了；或是还早，才几点哩，还要再摆会儿。若时间合适,我便帮父亲一起，将那些物件收进提篮,然后拎了篮子，随父亲往家里走去……
据母亲告诉我，我祖父性情温和，待人友善，祖母却有些凶悍。大约我父亲的遗传因子里，祖母的成分要多些。父亲年轻时颇有几分剽悍，不仅胆子大,而且身手敏捷，跑起来差不多能追上一条狗。为此，他早年还犯有一桩命案。
过去那些孤立的小村寨,因势单力薄，常是土匪劫掠的对象。父亲小时，我们那老家就时常遭殃，每逢土匪来抢，村人不敢还击或是还击不力，因此每每得手,不是牵猪拉牛，就是铺笼帐被席卷而去。有一年，已是父亲长大成人的时候，正值土匪夜半来抢，血气方刚的父亲,便与几个同宗兄弟抄起家伙奋力反抗，居然将土匪打退。在追击中，父亲手持铁叉，将一名土匪捅死在田埂上。虽说捅死的是土匪，到底人命关天，而且也不知其中是否有如今法律所言“防卫过当”的问题，所以，事后父亲还是跑到祖父教书的地方避了一阵风头，直到没人追究才敢回村。不过,自此之后，木当寨威风大增,都说杜家几兄弟厉害，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敢到村里来打劫了。这是父亲年轻时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多年后讲起,仍有点眉飞色舞,深以自得的样子。
杜国先生的作品《故乡道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父亲扔掉种田的营生而做起小生意来了。这种小生意就是如今仍然时兴的走乡串寨，挑个货郎担,手持拨浪鼓，走一路摇一阵。那时的乡村,时兴所谓转转场,今日牛场,明日马场,后日猪场，几乎每天都有场期；要赶场期,就得不停地从甲地到乙地跟着连轴转,称之为赶乡场,这便是典型的“行商"。后来大约有了一些积累,乡场赶得更远了,常到紫云一带去,货郎担也不用挑而换作马驭了。他到得最远的地方,据说是广西的百色。那年头，长途贩运的马帮、货郎,因往来的多是穷乡僻壤,常是土匪打劫的对象，父亲就不止一次遭抢,连钱带物丢个精光,好在每次都捡了条命回来。不管怎样,就靠着父亲的闯荡,家里总算有了点积蓄；所以在我出生之前,便已迁居到了城里。
四
与父亲常年在外闯荡相反，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十足的家庭的困守者。
母亲姓魏,生于1909年。由于父母去世极早,母亲仅两三岁时就被接到她的外婆也即我的外曾祖母家抚养。外曾祖母家住平坝,早年寡居,膝下仅我外婆和她的一个弟弟。他们家原有些田产,大约是外曾祖父去世后被人霸占,直到外婆的弟弟长大成人方打官司要回。但不知何故,这田产却不在平坝而是在距安顺不远的东郊核桃寨,所以,母亲自幼就跟外曾祖母在核桃寨长大。她还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则留在平坝，大约是送了人家吧,因为母亲最小的表弟刘必奇满舅曾告诉我，说他早年(约六十年代初)曾在平坝见过此人，而且很确凿地说他姓张，但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舅舅。倒是母亲的舅舅也即我们的舅公跟我们很亲很熟，外婆去世后,外曾祖母就舅公这一个儿子,便拼命供他读书。舅公名刘有卓,字梦勤(后以字名),学的是政法,后来果然不负重望，打官司索回了父辈的财产。他曾做到国民政府治下的郎岱县法院院长,1949年后丢了职位,回到安顺，到当时的城西民小教书糊口,但为时极短。不幸的是,那份要回的田产划成分时使他成了地主,本人又被定为所谓“历史反革命”，成了低人一等的“四类分子”。可巧他老人家又有一个儿子当兵，是军人家属,所以,每逢过年,街道居委会便来贴上“光荣之家”的春联,反倒更增添了某种讽刺意味,算是光荣与耻辱同在了。似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与难堪,也只有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才会发生。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的外曾祖母去世,无所依傍的母亲就全靠她的舅父照拂,而母亲也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帮助舅父照看她的那些小表弟、表妹们,以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其中一位我叫二舅的,曾对我亲口说过,他们应该感谢我母亲的“养育之恩”!此语令我心头为之一震,可以想见母亲对她的这些表弟、表妹怀有多深多重的情感,这当中大约也包含了某种她对舅父养育之恩的感激吧。所以，打从我们出生后,就一直叫舅公作“公公”——而我也一直以为他就是我们的亲外公。公公死于1979年,比我母亲还晚一年。而在此之前两年，外婆已先他而去。两位老人在世时都极善良,慈爱,是我小时随母亲最常走动的亲人。至今犹记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玩耍的情景,转眼之间,竟成隔世,思之泫然。也许正是这样的身世,铸成了我母亲那多少有点敏感,却又坚忍、倔犟的性格。尽管是从小就跟外婆、舅父过,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多少总还是有些的罢?所以,母亲一方面能够忍辱负重,但另一方而却也显得敏感、自尊,受不得气——这或许就是通常所说的“骨气”罢?她自立精神极强,即使是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未向那些家境好得多的她的表弟、表妹们开过口，寻求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以致在她辞世之后,一位在紫云县工作的表舅父还来信这样评价她:
杜应国先生母亲杜老夫人遗照
“这次你母亲不幸病逝,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可亲的亲人,特别她从小对我的抚养、关怀，我感到十分悲痛。也特别感到她虽艰苦一生,但并不为求得别人的分文施舍而乞灵(怜)、下跪,她一生有骨气。她常常为了家庭,为了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也十分崇敬她这种无私的精神。在她经历过的在世之年,是很多人有负于她，而她无负于人(的)。”
是的,母亲是善良、无私的。她待人谦和,讲究礼数,总是为别人想得多而为自己想得少。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尽管早年家里十分拮据,但每逢那些工作在外的表舅、表姨回家探亲,母亲想方设法总要将他们请来招待一番,为此哪怕拉拉借借也在所不惜……
母亲大约十七、八岁就已出嫁,十九岁时生下了我的大哥；夫家姓刘,是距木当寨不远的猫猫洞村人,很早就去世了,这才又改嫁了我父亲,其时,我那位同母异父的大哥才两岁多一点。后来,母亲先后生下我的大姐园珍、二哥发生,不幸这两个孩子都早夭了。再后来生了二姐琴珍(后自取名燕),乳名“招弟”,不想招来的是我三姐,在我出生后不久,这位三姐也夭亡了。这样,母亲共生下我们兄妹六人,结果存活的只有一半。
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母亲是没有名字的，早先的户口簿上,母亲的姓名写作“杜魏氏”,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其实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叫“魏正元”,并为此还专门去刻了个印章,可惜不大派得上用场。跟我父亲一样,母亲也是一字不识，但她的记性却极好,能够整段整段地背诵那些在乡间广为流传的民间唱词,诸如什么《蟒蛇记》《水打兰桥》之类。我童年的许多夜晚,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常常就是伴着母亲那长声悠悠,时起时伏的吟唱,渐渐进入梦乡的。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母亲唯一的爱好了,她对这类说唱性质的民间传说似乎特别着迷,直到她的晚年——大约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吧，有一次,我的一位侄女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川剧唱本《柳荫记》，母亲如获至宝,每到晚间便让我侄女给她一段一段地念。直到她去世,我们清理遗物时发现,这本1954年出版的旧书,仍用手帕包得好好的,放在她的枕下……
（选自杜应国《故乡道上》）
编辑：祈静
审核：王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