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这些零零落落就如同“杂碎”一般的稿子，我心里并不轻松，更不可能欣慰。相反，一种沉重与不安总是压迫着我，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就这样将它们交出去，去面对那么多的读者？一想到读者，心里就禁不住发慌，我不敢去面对他们那严格而挑剔的目光。

杜应国（笔名篮子）的思想评论集《山崖上的守望》

其实，又何止是现在，就是在这一个多月的编纂过程中，我又有哪一刻心安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在犹疑和畏缩中失去勇气，早就想撤回承诺，撒手不干了。因为只有我知道，这些真正速朽的文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当初在写下它们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会有将它们结集出版的一天。

近些年来，我与几位朋友一起被聘为当地一家电视小报的“顾问”。我们不仅得利用业余时间负责编排和修改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负责在稿源不足（而稿源总是不足）的情况下自己动手补足版面——当然，这也是有稿酬的，所以，我们常戏称是“文化小工”。收集在这里的稿子，有不少就是这样赶出来的急就章。就算另一些写得稍微从容点的稿子，也由于小报的行业特点、阅读范围等等的限制，不容人作更多的引伸和开掘。所以，无论就题旨还是就文字，这些东西之粗疏浅薄都是勿庸讳言的。过去读“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感到的是一种文人末路的悲凉，却不想如今自己的文字，却也打上了“稻梁谋”的印记，其凄惶怅惘，又堪复何言？照理，这些毫无意义的文字，本该让它自生自灭，遗忘了事，而我居然仍将它们小心地摭拾起来，收存起来，是因为这是自己身上掉下的羽毛，难免有自惜之意？不是。我收罗这些自己也并不看重的文字，无非是想借以照见自己是如何在一种无所事事中，“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落寞与无奈。说到底，这充其量只算是个人的一种自娱方式，就算敝帚自珍，也只可暗自为之，又哪敢再用它去示人以自炫呢？

会思考的石头

然而，我终于还是在这畏缩与犹疑中硬撑下来，并且将它勉为其难地编完了。这不仅因为，电话一边，“平生风谊兼师友”的钱理群先生，不时用他的鼓励和关切在巧妙地相“逼”着——我实在不忍拂了他的一片厚意；而且更因为，这本集子的创意，还多少有一点了却夙愿的“思想寻踪”之意——而这一点，对我又是不无诱惑的。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这一“逼”一“惑”，我早已从那临阵的怯场中逃之夭夭了。因此，就有必要再对之作些交待。

我不想隐瞒，两年前，当读到朱学勤先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时，我心里所曾引起的震动与共鸣。这当然是因为，在我的青年时代，在我所生活的这座小城，当年就曾经活跃着这样一批后来大多消隐了（“失踪”了）的青年“思想者”。所以，我当时曾写了一篇小文《流散不尽的“思想群体”》回应朱先生。虽然文章未能发表，但我的回应并不因此失去意义。尽管寻找“失踪者”的呼声在后来引起了一些非议，引来了一些至少在我看来不是出诸公正更不显得友善的讥讽，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呼喊还是极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失踪者”的命题，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命题一样，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命题——“民间思想村落”曾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时代现象！而且，还因为正如我在给—位编辑的信中所说：“如果历史能够证明这样的‘失踪者’曾那么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中，那么，它同时也就证明了：在当代思想的探索史上，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前后的一、两代人）是在一种怎样的条件下，以一种怎样的力不从心的勇气，去进行那些在别的时代里更多是由专职的学者去从事和承担的思想冒险和理论探索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更愿将这本集子的编定当作是上述回应的继续。为此，我特地赶写出一篇文章（《剪不断的思恋》），对那篇限于篇幅只能略述其事的小文进行补充，同时将一些过去所写下或接触到的手稿片断，作为附录，收了进来，即使因此而使整个集子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也在所不惜。这是因为，除了“回应”之外，我还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处理来进一步说明：

第一，对于当年许许多多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角落的青年思想者群体来说，他们的“失踪”就如同他们的出现那样，几乎是一种必然！时代造成的思想苦闷和精神匮乏、环境的苛酷与局限、先天的“营养”不良、青春期所特有的喧哗与骚动，以及由年轻的血气与热情激发起来的冒险精神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他们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思想漂流。他们的敏锐超过他们的丰富，对于“道”的渴望更胜过对于“术”的企求，热情有余而学养不足，富有才气却又缺乏根基，不计功利却也不够专一……因此，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其价值意义。就仿佛是一群去向不明的精神流浪汉，因为某种旅途的困顿滞留在某座码头，某家客舍，当他们以一种殉道的虔诚去展开他们的精神探索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只是一群自愿借宿在思想客栈里的“见义勇为者”，正在为时代的困厄和“思想的受难”分担责任，进行他们慷慨激昂的“精神抢险”。他们是殉道者，也是同路人；是精神苦难的承担者，也是这场苦难的“救援人”。一旦条件改变，他们就会转换角色，再上旅程。所以，他们的“失踪”就是必然的。

思想的高地

第二，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一点。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失踪者”们自难免有其幼稚浅薄，甚至荒唐可笑的地方。但同时也不该忘记，正是他们的这种幼稚浅薄，为思想史的发展与传承保留了火种，提供了养分。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当那些年轻的民间思想者们用他们的勇敢、自信、冒险和牺牲（包括失误），在黑暗的隧道中上下求索，匍匐前进时，他们事实上已经为后来开采的思想矿脉布下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路标；他们敏锐的发现和不成熟的思考，事实上为后来思想界在学理层面进行的“精加工”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思想原料和理论素材。于是，民间的思考延伸到专业的研究领域——思想者“失踪”了，但“思想”仍在继续！而正是这一点将“失踪者”嵌入历史，使“民间的思考”焊接在思想史的链条上，从而成为它不可缺少的一环！只不过，它不像今日学人们的思想成果或学术专著那样，带有明显个人专属的印记，而更多属于集体创作的性质。

最后，倘使这本小书真能顺利面世的话，那么，我仍然要说，它的编成，全是因为那一“逼”一“惑”的结果。

是为后记。

                     作者1997年11月13日于安顺

（选自篮子（杜应国）《山崖上的守望》）

编辑：祈静

审核：王刚